首先，需要说明的是，文中所提 “养儿防老”与国人一般的理解不同。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的“养儿防老”，通常是特指家庭内部而言的。但是，高、麦二位文中并没有提及“家庭养老”，而且是从“纵观各国”的高度来谈“养儿防老”的。

其实，这篇文章最主要的观点在于“纵观各国在赡养老年人的问题上的解决之道，只有两条：一是由社会来养老，二是养儿防老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其他选择。”接着，作者解释道：“由社会来养老是指建立各种保险基金，以存量的积蓄来为未来埋单，只有在国家变得富裕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彻底的解决之道。而养儿防老，则是以未来增量的扩张，来支付当时养老的费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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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作者将“社会养老”与“养儿防老”放在同一个层面上并进行比较，所以按中国人的思维习惯，后者应该与我们平常所说的别无二致。但作者讲的“养儿防老”实际上是一种“社会化的养儿防老”，大致等同于“现收现支”，即“下一代（儿）养上一代（老）”的养老模式，而“社会养老”则明显是指“储备积累”的养老方式。

在这篇文章中，作者反复给我们一个忠告：“现在，许多人在谈到应对中国老龄化现象的时候，总是强调社保基金的建立，似乎只要社会保障体制建立起来了，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。但这种看法实际是片面的，因为建立和健全社保体系固然重要，却并不是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的根本之法。”“任何国家如果要想从容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，都需要具备一个重要前提，那就是：它必须首先变得富裕。否则社保基金数量再大，到时候也买不到多少东西。”这与我们以前提出过的一个观点很相近，这就是：就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而言，对养老保障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看你积累有多少资金，而是看届时你有多少社会财富可供分配以及如何公平分配。

现在被大多数国内研究者普遍看好的“储备积累”模式，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确实风靡一时。当时，美国的经济状况颇好，只要买进股票债券没有不赢利的，智利“私营养老金模式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乐观情绪下由国际学者帮助设计出来的。但是，到九十年代中后期，国际经济陷入低迷，美国的经济也开始一波三折，所以“智利模式”自建立以来运营并不理想，就是老牌的“新加坡模式（中央公积金）”目前也遇到困难。国际上早已对将储备积累方式“理想化”产生怀疑。唯独国人还对此情有独钟，虽说我们的现行制度实际上是现收现支的，但把“个人账户”作为未来发展目标却似乎已成为“不可动摇”的铁律。

我们再来看看现收现支的养老模式，一种刻板印象是这种方式“经不起老龄化的冲击”。所以，高、麦二位文中强调“增量”的问题 应该“在不会改变逐步减少人口的总目标之下，适当调整人口政策”。实际上是说，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，要使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维持一个合适的“赡养比”。在这里，他们说的是“人的增量” 社会化的养儿防老。

在这个问题上光谈“赡养比”，也就是一个人养几个人，实在有些教条主义的嫌疑。其实，另一个指标 劳动生产率，换个角度说，就是一个人能够养几个人，可能更为重要。中国目前的劳动生产率是很低的，就机械制造业而言，“美国、日本、德国、法国、英国和韩国均高出我国10倍以上，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也数倍于我国”。在高、麦二位文中引用了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，人力资源所占比重，北美、西欧、亚洲和中国大致相当。众所周知，上述四地经济结构是大不相同的，如果把人力资源的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加入进去，是否意味着中国具有更大的潜力呢？

再者，考虑到中国的庞大人口基数，即使到老龄化高峰时，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也是非常可观的。据预测，到20世纪30－40年代，中国的总人口将达15－16万，其中可能有1∕4是老人（4个亿），但还会有绝对数在8－9亿劳动年龄人口。这是世界上其他几百万、几千万，乃至一亿多人口的国家不能比的。因此，我们或许还有一条出路，在坚持计划生育、降低人口数量的同时，发展高新科技，提高劳动生产率，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；与此同时，我们还应该有一整套对社会财富进行公平分配（绝不是平均分配）的社会政策，这可能是一条更好的出路。但是，要达到这个目的，我们必须发展教育。因为只有发展教育，才能提高人口质量，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，使同样多的人生产出更多的社会财富。

应付“银发浪潮”，除了资金保障之外，更应该注意服务保障。因为老年人的基本需要有三：一是资金，二是照料，三是亲情，后两者是需要相关的社会福利服务来加以保障的。所以，我们在着实做好资金保障的同时，更要注重老年福利服务的发展。在这方面，我们不愁做不好。怕的是：现在掉以轻心，而到时候措手不及。

如果联系“十一五”计划，就以上所述做一个深入的研究，相信对中国社会大有裨益